针对财产权限制的行政补偿判断标准，日本学界从早期开始就一直在进行激烈探讨。

第二，与上述理念相联系，如果运用金字塔的比喻来分析，那么混合式实施制度处于金字塔中部地带。由此，在该项制度中，企业看似能够自愿和轻松执法，其实背后隐藏着比强制型实施制度更为强大的威慑力量。

如果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哲学角度分析，它所隐含的政治理论属于一种混合或多彩的政治理论，倡导一种混合的制度秩序。第六类是公开信息职责。对于企业没有定期依法披露应当披露信息的行为，主管行政机关有权处罚。混合的字面意义是掺杂在一起。第二类是在预审企业所制定的法律规范时需要履行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审查职责。

而该原则无疑能为在食品安全风险领域内推行混合式实施制度提供规范依据，因为混合式实施制度所强调的个体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自己为自己制定用以预防和消灭食品安全风险、并经主管行政机关批准的法律，实质上是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与国家行政机关共同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表现。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差异。鉴于便宜原则之应用在于突破现有法律之刚性规定，因此合法性审查并非机械地审查其执法决定是否有法条依据，而是审查其决定是否有违立法精神之初衷与行政法原理。

法律本身就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法律必须体现民情、社会常理。授予权力并非放任行政机关随意为之，授权是为了更好地控权，便宜原则对行政机关赋权后通过比例原则对其加以限制，实现让行政权带着镣铐跳舞。行政执法应回归常识、常理、常情，当法律规定与民众认同的常识、根本道理冲突时，严格执行法律规定是对人民的背叛。立法不可能对所有事情设定细微的规则，刻板地执行立法只会降低行政决定的可接受性。

[35]随着行政相对人主体性意识之崛起，公共行政的开展越来越依赖与二者之交往理性、传统的依靠单方命令的威权行政模式将逐步被沟通、协商之和谐行政模式取代。在看得见的法律条文背后,隐藏着一种看不见的精神内核,在瞬息万变的行政法条文背后,沉淀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原则,这就是行政法原理。

除非他能做到这一点，否则就无法知道他必须设法满足的要求是什么，更不能决定在他所面临的个别情况中如何最佳地满足有关原则的要求。进入专题： 能动行政 行政正义 情境正义 便宜主义 。[8]台湾行政罚法第19条第1项规定：违反行政法上义务应受法定最高新台币3000元以下罚款之处罚，其情节轻微，认以不处罚为适当者，得免予处罚。通过确立便宜原则可以解决行政权发展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提升行政决定的可接受性。

但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政府不再是守夜人的角色，政府职能不断增加，行政法之调整领域扩大，行政权力之形式仅仅符合最最小侵害或比例原则以难以包含民众对行政权力之评价。[390]认同恶法亦法，片面强调法律权威必将加剧法律与人民之张力。意思是治理国家一定要做到公正无私，只有公正无私才能天下太平。最后，行政机关在实施法律时能够根据具体情境作出不同的行政决定达至行政目的。

通过确立便宜原则，简化执法程序可以促进执法资源的优化配置。其次，对于某些人数众多处罚不可能或处罚不经济的案件以劝导教育等其他方式处理而节省执法资源。

其实任何权力都是既有恶的一面，也有善的一面，是善恶共存，正如德国政治学巨擘罗曼•赫尔佐克所说:权力曾给人带来苦难与灾难，也给人的生活与富裕提供保障。摘要:  肇始于刑事诉讼领域之便宜原则于大陆法系国家与台湾地区行政法中普遍存在，而我国行政法学界却对之熟视无睹。

[38]行政法上的法治原则与便宜原则犹如山之刚性与水之柔性。时下恶性强拆、野蛮执法、群体性事件频发，将官民矛盾视为目前中国最突出之矛盾并不会遭遇多少反对意见。[25]如此以情节轻微来界定其适用范围将导致便宜原则之运用极为有限，难以发挥便宜原则之潜在功能与价值。在南京对于行人闯红灯多数以批评教育代替罚款。行政法就像一条以合法性审查为齿轮的传送带，把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之指令传递给行政机关，行政机关通过对立法指令之遵守而获得正当性，这就是斯图尔特所称的传送带模式。我国对法治之认识正逐步陷入哈耶克所述之误区：认为只要政府之行为遵守立法行为，符合授权规范即可保持法治不坠，法治和政府行为是否合法并无关联，政府行为可能合法但仍可能不符合法治。

（一）便宜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当今世界刑事诉讼之起诉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起诉法定主义，即起诉由法律规定具体的构成要件，符合起诉要件检察机关必须提起公诉。其次，在授权范围内主动实施管理行为，积极维护公共利益。

[16]权力善体现出行政机关与民众之间利益的一致性。行政权往往被让人们视为必要的恶而存在，片面夸大行政权的恶，导致对行政权的监控升级，妖魔化行政权会撕裂整个行政合作关系。

关键词:  能动行政 行政正义 情境正义 便宜主义 转型中国的行政实践中，各种利益冲突交叠，多元化利益未能得到有效整合，来自社会的政治参与未能转化为对政府权力合法性之认同，官民之间互不信任，民众维权情绪化、极端化，政府则往往将民众之抵抗妖魔化。通过协商交流，行政机关的处理决定更能得到相对人的理解与支持，减少冲突。

（一）从形式法治转向实质法治 当代中国行政法对形式法治之偏好与美国行政方法模式对我国之影响有关。至于何为特殊，有学者总结出以下四种情形可以适用便于原则：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新旧法规过度时期，法律依据不甚明确，实施处罚不可能形式法治恪守无法律即无行政之原则，行政行为唯立法指令之马首是瞻，行政活动与立法活动保持亦步亦趋之关系。[26] （二）便宜原则与比例原则之调和 比例原则起源于德国，形象地称之为不应以加农炮射麻雀，被认为是具有宪法位阶之法律原则，一般认为由三个子原则构成，即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与狭义比例原则。

[33]但行政执法信息公示为大势所趋，为减少行政机关借助便宜原则滥用裁量权之可能，应效仿司法公开建立全国性与地方性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公开网站，将行政执法决定之内容及理由予以公开。未经法制委会审核之执法属违反法定程序之行为而面临法院撤销之危险。

行政权力天生就具有自我膨胀的特性，在不断扩张、渗透的过程中与之相伴随的是行政权运行的失范。为维护客观的法律秩序与公共利益需要探索建立一种新的以他益为目标之客观行政诉讼。

[36]事实证明，建基于合作行政法基础上之行政协商，对于疏导民众积怨，修复官民信任关系，缓解社会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沃尔泽认为并不存在唯一的分配正义原则，分配正义所涉及的物品具有多样性，因此分配正义也是多元的，正义与不正义的分配是与时俱变的。

行政公益诉讼的提起范围、运行程序等均缺乏具体规定，还有待于实践摸索。但是机械执法并非符合法治之精义，刻板地执法反而可能违背立法之初衷。而社群主义者则主张正义是情境化的，特定情境下的原则是独立存在的，为了寻求正义需要将正义原则与特定的情境关联，即情境本身才使得正义原则得以适用。[12]面对庞大的恶法群，行政机关严格执行毋宁说是对法治之背离，必将激起群众之抵抗而引发社会动荡。

准此，对便宜原则应规定必要的程序制约，防止其危及正常的法治秩序。首先，便宜原则的运行可以避免机械执法而导致的个案不公正，提升行政决定的可接受性，减少因相对人抵抗而付出的行政成本。

强行推行缺乏群众基础的法律，看似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实则是对法治精神的破坏，有损民众对法律的信仰。[1]由此，对行政权的控制也成为行政法学界研究的重点，当下中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裁量控制研究趋之若鹜即可见一般。

细细斟酌比例原则与便宜原则会发现比例原则与便宜原则有交叠之处。然于便宜原则，尽管上述之法律规定对于该行为具有可罚性，惟在个案中，行政机关仍有放弃继续追诉及制裁之权能。